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
当今世界,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下一个百年目标,既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心的坚守,也是应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举措。
共同富裕对财富收益分配的收敛性要求,对“二八定律”和“资产越多,增值服务越多”的传统财富管理模式来说,无疑是一项颠覆式考验。
要从经济学史中寻找财富管理与共同富裕关系的思想来源,经典的库茨涅茨曲线应该是首选。
该曲线描述的是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的关系,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富差距会先拉大后缩小。这个理论暗含着,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治理越来越完善,贫富差距过一个临界值后会慢慢缩小。
库茨涅茨曲线要成为共同富裕与财富管理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中间还应该插入一个桥梁,那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实体项目,金融发展通过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了经济增长。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发展由于消除或缓解了“金融抑制”,为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投融资环境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财富管理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一部分,或者财富管理因为能够丰富金融资产配置和活跃金融市场而促进金融发展,那么一条清晰的理论逻辑线就可以形成,即“财富管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因为促进了金融发展而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某个临界值,在该临界值之前会扩大贫富差距,之后则会减少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按照这个逻辑链条,财富管理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应该也是非线性的,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是促进还是抑制共同富裕,取决于社会的发展阶段是否已经突破了库茨涅茨曲线的临界值。
根据我们的直觉,财富管理一般是为富人服务的,在客户群分和选择上有“嫌贫爱富”的特征,应该是会拉大贫富差距而非减少差距,但是这个认识是狭义的。如果放大到一个社会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视角,考虑到其他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实施,以及广泛的、日新月异的、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技术进步,我们可以发现,在新的时代环境里,财富管理也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这除了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状态,还取决于技术的扩散和政策的路径能否为财富分配的收敛结构提供基础支撑。
要认识共同富裕是什么,不如先看一下共同富裕不是什么,这方面在多次高层会议和领导人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进行了说明。
第一,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集体“吃大锅饭”,这是有悖于改革开放精神的,是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中央发布的文件也多次指出,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扩大中等富裕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的、能够流动的动态财富结构,在两端允许一部分特别富裕的和相对不富裕的小众群体存在,因为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第二,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必须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配蛋糕”。因此,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以便更好地“分配蛋糕”。
第三,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在建立现代化的累进式财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共同富裕的远景落到实处就是大力发展民生经济,让绝大多数人在经济发展和财富繁荣的环境里有获得感和安全感。
第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富裕,还包括精神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充实满足。如果仅仅是物质层面积累了大量财富,但环境被严重污染,精神和信仰缺失,人们内心感受不到富足,那也不能算是共同富裕。
在上述认知下,共同富裕对新时代的中国式财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严重的贫富分化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财富管理需要在各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需要颠覆过去“嫌贫爱富”的金融属性,将普惠金融、包容性发展、ESG(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投资、三次分配、生态价值等领域的理念和方法结合起来,构建共同富裕时代独具特色的中国式财富管理体系。
具体来说,共同富裕百年目标给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提出如下三大新要求。
第一,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覆盖领域,提高财富管理的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水平,为总体富裕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风险-收益”结构更丰富的产品。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共同富裕时代中的财富管理不是放缓发展步伐,而是要求有更高质量的发展,从而可以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稳健的财产性收入。
第二,加快战略转型和产品创新,深刻认识到全球财富管理行业面临的问题和困境,跳出财富管理行业的单一视角,站在共同富裕的大格局重塑和提升认知曲线。将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融入到产品研发和业务模式创新上,通过技术重构改变“嫌贫爱富”的商业本性,通过金融数字化与模式创新相结合,构建普惠型、大众型的财富管理新体系。这需要财富管理机构摆脱对规模经济的依赖,重构成本收益曲线。
第三,拓展财富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将精神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等广义财富概念结合其中,不能仅限于物质财富和账面价值。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财富管理又是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行业形态。如果说过去的财富管理只局限于以会计价值衡量的物质财产的保值和增值,那么在共同富裕阶段,财富管理行业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做好物质财富、金融资产的管理,还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将文化信仰、生态价值和社会责任等囊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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