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人金融资产计算，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市场，未来 5 年，富裕和高净值及以上客户资产增速更快，预计将以 13%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根据数据统计，中国富裕及以上家庭个人金融资产占比在过去 5 年持续提升，从 36%升至 40%，预计到 2025 年占比将达到 46%，其中高净值及超高净值客群的个人金融资产将占到总量的近 1/3。

但是，由于年龄、财富来源、风险偏好、投资目标等不同，高净值客群内部需求出现了进一步分化。

以超高净值和高净值客群为例，市场上已涌现出企业家、家族办公室客户、富二代、专业人士等价值主张鲜明的子客群，他们在稀有产品、跨境投资机会、附加增值服务等方面均有独特需求。

（麦肯锡高净值客群分类）

但目前国内鲜有机构能够真正做到差异化服务。一方面由于对客群的细分颗粒度不够，另一方面因为机构针对不同客群缺乏明确价值主张及客制化产品和服务方案。面向未来，如何细分经营、重点聚焦，将是财富管理机构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高净值客户基本特质 财富管理的门槛效应与马太效应

首先，金融投资资产产品普遍存在门槛：如个人投资者参与债券市场或投资私募基金，名下金融资产需大于 300 万元，信托资产的合格投资者要求为 100 万等等。

其次，在中国，房贷成为风险投资的天然“门槛”：有房贷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月偿债收入比分别为 16.5%、29.0%，债务风险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债务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自然会“受到抑制”。因此，只有随着大多数居民解决“刚需住房问题”后，预计资产负债压力减少，其金融投资需求才会迅速增加。而高净值客群则不存在这种压力，也使得其金融资产比例近年来一直在提升。

最后，财富也会呈现出马太效应，即常说的“二八原则”：高净值客群的数量越来越多，且资产规模越大的高净值客群其增长的速度也会越快，通俗地讲，就是有钱人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有钱。

综上所述，当前高净值客户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可供投资的资产持续提升，金融资产占比加速提升，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意愿更强，金融资产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

数字化需求-线上线下体验同样重要

疫情后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客户忠诚度受到进一步考验，而优质的客户体验是各大机构争夺客户的核心抓手之一。数字化时代，优质的客户体验意味着线上线下全渠道无缝衔接。

无论通过哪种渠道（如线下团队，App，PC 端，远程，客服中心）接受财富管理机构的服务，客户，尤其是高净值客群均期待获得从旅程、界面到内容高度一体化，无缝化的卓越体验。

近年来，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高盛等顶级投行不断开拓线上数字化渠道，和大型科技巨头合作，都是想通过线上途径开拓并留住高净值客户。

中国投资者全球化投资意愿一直较高，但过往受制于有限的渠道，离岸投资相比发达市场仍存在差距，目前仍以高净值以上人群为主。其中，中国香港地区仍是中国大陆、日本和其他北亚地区高净值人士首选的主要离岸中心，而近年新加坡市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不断开放的投资限制）

随着国家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速，新渠道不断涌现、跨境投资愈加顺畅，跨境业务将在政策东风的鼓励下更加多元化。

职业构成

2022 年中国高净值家庭规模达到 206 万户；广东超越北京成为拥有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地区，广东的独角兽企业在半年内增加了 11 家，增长速度领先于我国其他地区，广东蓬勃的民营经济发展孕育了高净值人群规模扩大的基础土壤。香港的高净值家庭规模同比下降（受到美联储加息，地缘政治等多因素影响）。

不论是从财富、收入、人群数量的角度看，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这五省明显是高净值客户的“聚集地”；每个省均有 10 万以上可投资者资产(AUM)超过 1 千万的人；且这五省的加总占全国超高净值客户的比例约 43%，可投资资产的占比约 59%。

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依然是拥有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城市。TOP5 城市中，深圳的高净值家庭规模增幅最快（同比增长 4.4%），香港的高净值家庭规模下降（同比减少 5.4%）。深圳高净值人群规模的扩大同样与城市的科技创新密不可分，也和深圳当地华为，比亚迪，腾讯等多家大型企业持续发展有关。

对于自身目前的财富状态，大多数高净值人群认为自己仍然在创富的阶段（69%），其次是守富（59%）、享富（49%），认为自己已经处于传富状态的为 36%。

高净值人群中投资风格占比最多的是稳健型投资者（46%）。中国高净值投资者过去 3 年的综合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11.8%，相较上一年度下滑 1 个百分点。高净值人群对收益率的满意度因此较去年有所下降，仅 54%的人对收益率表示满意。同时，他们希望未来 3 年的平均年化收益可以达到 21.4%（与上一年度的期待值基本持平），但是对达到该收益率的信心程度并不强烈。